潮州文化植根中原儒家文化正統，兼容并包嶺南土著文化和海外華僑文化之優點，具有重儒重商的雙重特征，這一文化背景造就了潮州文化“善于創造性轉化”的特質，有力推動潮州從蠻荒之地向“海濱鄒魯”的轉變。在當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時刻，我們更要明確并突出這一特質。要說明的是，該特質的提出，對于澄清長期以來外間對潮州文化“封閉、排外”的指責和誤讀，同樣意義重大。
韓師的“汝平亭”。亭內有宋代陸秀夫的兩塊紀念碑，一塊是民國十五年重修的“宋陸丞相祠碑文”，另一塊是“孤忠大節”。據記載，韓山原有秀夫亭，但不在此位置，這兩塊紀念碑是重建校園時，為保存先人遺跡而修葺在汝平亭內。 熊燕軍 攝
2024年6月6日，潮州文化大學堂“品‘潮’尋蹤”第六期活動“‘宋末三杰’風骨永流傳”在潮州日報社舉行，我有幸作為主講嘉賓之一與會。此次活動的主題本來在于深入挖掘“宋末三杰”文天祥、陸秀夫和張世杰與潮州的歷史淵源及其所蘊含的豐富精神內涵，進一步探尋宋代文脈對潮州文化傳承發展的深遠影響。不承想，在和幾位嘉賓老師的互動交流中，我的發言稍稍逸出會議主旨，竟從傳承宋末三杰忠義精神談到如何挖掘歷史文化資源的時代內涵。蒙市社科聯黨組書記邢映純抬愛，覺得后一主題似更有裨時政，希望能將相關思路整理出來，遂草此小文，粗陋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批評指正。
南宋德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276年，伯顏率領元朝大軍兵臨杭州城下，太皇太后謝氏帶著小皇帝趙?呈上降表，南宋滅亡。與此同時，謝氏又派人偷偷將兩位小皇子趙昰和趙昺送出杭州，希望他們能夠像建炎時期的高宗一樣，復興宋朝。在陳宜中、陸秀夫、文天祥、張世杰等人的輔佐下，兩位小皇子先后建號立國，一路逃亡，一路抗元。三年后，崖山一役，宋軍戰敗，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自盡，南宋徹底滅亡。
南宋二王行朝主要活動于福建和廣東沿海地區，潮州亦在其中。雖然行朝在潮州駐留的時間不長，卻留下了許多故事傳說與文化遺存，特別是與宋末三杰相關者，而他們的英雄浩氣亦在潮州大地世代延續，備受尊崇。為弘揚其忠義精神，元代以后，潮州當地修建了大量祠廟、墓園、牌坊等紀念性建筑，留存至今的仍有陸秀夫墓、“十相留聲”坊、“孤忠大節”石刻、文山亭等。一些宗族甚至將其視為開基祖，比如鳳凰文氏即自認為是文天祥的后代，澄海砂岡及磷溪仙河一帶陸氏則自認為是陸秀夫的后代。
長期以來，人們總是糾結這些傳說故事的真實性。事實上，真假固然重要，但歷史事件背后的行為動機尤其值得關注。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傳說故事有相當多的“虛構”成分，那我們就要明了虛構的原因所在？這就不得不從潮州的歷史發展說起。潮郡建置雖早，然偏在嶺南一隅，與中原相距遙遠，相當長時間被視為“蠻煙瘴地”，未得教化。韓愈入潮雖有更作，然時間過短，成效有限。北宋前期，情況雖有改觀，卻仍屬欠發達地區。陳堯佐《送王生及第歸潮陽》：“休嗟城邑住天荒，已是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這個王生應是潮州有史以來第一個明確記載得中科舉的考生，但他對家鄉卻頗有微詞，不夠自信，陳堯佐此前做過潮州通判，于是鼓勵他，稱他帶了一個好頭，自他以后潮州會成為“海濱鄒魯”。自此以后，潮人焚膏繼晷，讀書不倦，更加感佩韓愈治潮興教之功。
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時期，潮州地方社會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面相，一方面是“海濱鄒魯”，文教昌盛，另一方面是“盜匪窩子”，山賊海盜盛行。當然所謂的“盜”“賊”相當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因為生存問題不得不鋌而走險。在這種背景下，潮人既需要洗涮掉身上的“污名”，又不得不面對地方秩序失控的難題。而宋末三杰的“忠義”人設既符合潮人“海濱鄒魯”的文化定位，對于團聚地方自衛自治也有現實的激勵作用。于是這些忠義英雄逐漸被有意識地納入潮人民間信仰的范疇，變身地方保護神，成為潮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這也解釋了“雙忠公”信仰傳入潮州并盛行的原因所在。不同在于，唐代雙忠公睢陽之戰與潮州毫無關聯，而宋末三杰則真真切切在潮州活動過。至于尊崇宋季而非明清忠義，大概是因為宋代不僅時間更早，而且是潮州“海濱鄒魯”的開始，象征意義更大。
問題是，800年后的今天，我們為什么還需要坐下來隆重緬懷宋末三杰的風骨？是為了頌揚他們精忠愛國的精神？這絕對沒錯。宋末三杰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不僅過去講，現在講，將來還會一直講下去。但在不同歷史時期，宋末三杰故事的精神內涵是否始終都是“千篇一律”？同樣道理，潮州人講的宋末三杰故事與漳州人、廣州人講的完全一樣嗎？
緬懷歷史不單是為了紀念過去，更蘊含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無論對于國家、地方抑或個人，歷史文化資源都是一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財富，關鍵是要結合時代需要，深挖歷史文化資源的時代特質。就宋末三杰故事在潮州的流傳而言，除常見的精忠報國精神外，我個人看到的則是潮人對歷史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繼承。也即是，潮人尊崇的許多歷史人物包括雙忠公、韓愈和宋末三杰等都是外地人，結果他們都被轉化成為潮州文化的重要內容，成為潮人頑強奮斗的精神擔當。
類似的故事還有辭郎洲。南宋末年，二帝（王）播遷海上，來到潮州。都統張達率義勇扈蹕，張達之妻陳璧娘送夫至海邊洲上，勉勵張達勤王。后張達在厓山之役中壯烈殉國，陳璧娘獲知消息后，不食而卒。后人為紀念張達、陳璧娘夫婦的忠義壯舉，遂名其洲曰辭郎洲。該故事發生在潮州，故事文本卻源于福建漳州，出自陳璧娘家族的族譜。雖然該故事被證實是后人虛構的文學傳奇，但在持續不斷的書寫和流傳中，這個本應由漳潮兩地共享的文化資源，卻逐漸為潮州所獨享，并取代本地的侍郎洲故事，成為潮州的地方知識。
牛肉丸的故事也是潮州文化創造性轉化特質的典型例子。在清末及民國初期，賣牛肉丸的小販大部分是客家人，他們挑著小擔在汕頭老市區、潮汕地區挨街串巷叫賣。聰明的潮汕人看到客家的牛肉丸很有特色，便將它移植過來，汲取其優點，改進其不足，最終牛肉丸成為潮汕地區代表性美食之一，風靡全世界。
潮州文化植根中原儒家文化正統，兼容并包嶺南土著文化和海外華僑文化之優點，具有重儒重商的雙重特征，這一文化背景造就了潮州文化“善于創造性轉化”的特質，有力推動潮州從蠻荒之地向“海濱鄒魯”的轉變。在當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時刻，我們更要明確并突出這一特質。要說明的是，該特質的提出，對于澄清長期以來外間對潮州文化“封閉、排外”的指責和誤讀，同樣意義重大。
作者｜韓山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熊燕軍
編輯｜郭洵汐
審核｜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