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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讀書是為可能的機遇做準備

發布日期 : 2025-04-02 11:39:14 文章來源 :

讀書是為可能的機遇做準備

□ 陳平原

2019年6月18日晚上，我在廣東潮州的韓山師范學院演講，題為《新文化運動的正面、側面與背面》，講座前，舉行了“陳北國際交流獎學金”頒獎儀式。我的致辭題為《教育的責任與魅力》，刊2019年6月20日《潮州日報》，其中有這么一段：“我們家三代教書，深知教育是最好的‘投資’。當老師的都明白，所謂‘教育投資’的巨大回報，主要不是金錢，而是知識、教養與人格。家人如此，家鄉也不例外。潮州并不富裕，韓師也不完美，但潮人重視教育這一傳統，在這一方水土上可謂根深蒂固。具體到個人，我相信兩句大白話：一是‘為善最樂’；二是‘做好事不嫌小’。”

所謂“三代教書”，涉及我那從未謀面的祖父。關于祖父陳木真（字作藩）的故事，都是聽父親陳北（1925—1991）講述的。以下父親的口述文字，見《未完成的“家族史”》，《鐘山》1998年第1期。祖父在潮安鐵鋪的筆山小學（即聚奎小學）畢業，那年頭能念完完全小學，已經很不簡單了，是鄉間不可多得的“大秀才”。讀書人，大都是理想主義者，天生傾向于左派。在1927年的大革命風潮中，祖父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紅派農會。失敗后，遭追捕，躲在家里的閣樓上。風聲稍減，在家鄉教了一學期書。仍然感覺不安全，也闖南洋去了，負責主管曾祖父在呵叻開的分店。讀書人，不會做生意，祖父只是名義上的主管，具體事務自有別人代勞。用書上的話來說，就是“少東家”。曾祖父在南洋病逝，此后家道一落千丈。祖父不善經營，加上讀書人講“孝”，講“禮”，故拍賣店鋪，千里迢迢，護送曾祖父靈柩“回唐山”。那時的習慣，有身份的人死了，講究的并非馬上入土，而是先將棺材置于村邊的小屋，經常油漆，過一段時間，再擇吉日良辰下葬。大概是憂傷過度，加上勞累，過了一年，祖父也不幸去世了。那年，父親才八歲，家里“凄凄慘慘戚戚”的情境，可想而知。

曾祖父到底那年去世、祖父何時回鄉，父親沒有細說。根據父親口述推算，祖父去世的時間，大概是1932年。不管怎么說，祖父曾在家鄉教過一學期書，這事對我很重要。因為，祖父教小學，父親教中專，我教大學，我們一家三代都是“教書先生”。

凡教書的人，大都相信“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所謂“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這話各地都流傳，但最信的當屬潮汕人。父親在潮州金山中學念到了高二，因生活逼迫，到臺灣某報館謀生，日后招來無窮煩惱乃至苦難。對于當初的中斷學業，父親晚年時常嘆惜。

1969年我初中畢業，因父親被審查沒能繼續念書，回原籍潮安縣磷溪公社旸山大隊插隊務農。半年后，承蒙父老鄉親照顧，讓我當村里的民辦教師，那年我16歲。一年半后，父親解放，發還被扣的工資，馬上支持我放棄教職，到潮安縣磷溪中學補念了兩年高中。同齡人中，像我這樣小學、初中、高中、本科、碩士、博士，一步不差走過來的，不是很多。那時根本沒料到日后還能上大學、當教授。只要有讀書的機會，我就緊緊抓住，至于有沒有用，先不管。就這么個簡單的想法。當初被很多人嘲笑，因民辦教師這工作挺好的，你放棄了，跑去念高中，畢業后照樣還得回來扛鋤頭。我曾總結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七級”，其共同特點是在那個特殊年代，沒有完全放棄讀書。

2019年10月，新華社制作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節目”，采用視頻加文字，十年選一人，講述其青年時代。毫無疑問，最難講的是1969—1979這十年。這活，就落到我頭上。制作方再三斟酌，希望借恢復高考以及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高考作文，回避尷尬的局面。節目組希望我不談文革，不談下鄉，就說從小立志好好讀書，還站在韓江邊上發誓，一定奮發圖強。我說那未免太假了，因讀者馬上反問：既然你那么喜歡讀書，為何中斷學業，跑到鄉下呆了好幾年？最后達成妥協，各退一步，可以談下鄉，但不談文革。那就是新華社2019年10月14日推送的“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節目”之《那年高考日》，文章的正標題是《“在看不到出路的時候，我就堅持了一件事”》。其中有這么兩段，值得引用：

閱讀，是我的一種本能。我不能夠想象，將來會有一天，能有那樣的機會，能有那樣的舞臺。我相信我的很多同代人都是這樣的，當初并不能意識到，將來會有什么樣的變化，能走到哪一步，時代會發生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都是出乎我們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