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中，潮州涌現出眾多革命志士，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紅色文化，這一特質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會根源。從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到海洋文化帶來的開放視野，再到扎實的革命實踐基礎，這三方面共同塑造了潮州獨特的紅色文化。
深厚的家國情懷傳統為革命思想提供了精神基礎
潮州深厚的儒家文化傳統與家國情懷，奠定了志士“兼濟天下”的價值基石。作為“海濱鄒魯”，潮州歷來崇文重教，儒家思想中的忠義觀念、經世致用精神通過宗族教育和書院傳承深入人心。這使得潮州知識分子在潛意識中普遍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當近代中國陷入深重民族危機時，這種文化基因便迅速轉化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救亡意識。1917年，潮州府城的青年在開元寺成立了“城東青年圖書社”，開始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1921年初，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潮州成立，成為全國最早成立地方團組織的17個地區之一。這些早期活動展現了潮州知識分子將傳統文化中的擔當精神轉化為革命行動的過程。
這一精神的典型代表為李春濤，留學日本期間與彭湃共同加入“建設者同盟”、組織“赤心社”，系統學習《共產黨宣言》，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回國后任潮州金山中學教務長，宣傳進步思想、支持反封建斗爭。深入參與農民運動，為彭湃執筆起草《海豐全縣農民泣告同胞書》，撰寫多篇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立場捍衛農運。雖一心想加入共產黨卻因黨組織需求而留在國民黨中開展革命活動，被譽為“非黨布爾什維克”，1927年在反革命政變中犧牲。此外，柯柏年翻譯《法蘭西階級斗爭》《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列著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奠定理論基礎；梅益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新聞工作堅守抗日宣傳；馮鏗創作《小阿強》《紅的日記》等，在白區謳歌蘇區與紅軍，皆是將救國意識切實轉化為革命行動。
開放進取的海洋文化特質推動了革命活動的廣泛開展
潮州面海的地理環境和汕頭開埠的歷史背景，造就了本地文化開放包容的特點。這種海洋文化特質使潮州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有勇氣走向更廣闊的天地。這一特點在革命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潮州的革命者不僅在本地區開展活動，還積極參與全國范圍的革命工作。
如洪靈菲從潮州走向廣州、上海，參與組織“我們社”，編輯《海外周刊》推動左翼文化運動。革命受挫后流亡南洋仍心系事業，最終返回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堅持寫作、教學和“左聯”工作。戴平萬的革命足跡覆蓋全國，從上海左聯到東北抗日聯軍，再到蘇北根據地，始終服務于全民族解放。陳波兒則從上海戲劇界奔赴延安，組織慰勞團赴綏遠前線開展藝術宣傳，以文藝為載體傳遞革命思想。以及許甦魂在新加坡創辦夜校，用通俗語言向華僑講解流亡緣由、受壓迫現狀，號召華僑團結反帝反殖，為民族獨立與提升僑胞地位而斗爭。他們的行動突破地域限制，讓潮州紅色文化具備了全國性乃至國際的影響力。
扎實的革命實踐基礎培育了堅定的革命精神
潮州在大革命時期就是重要的革命活動區域，并在此后一直堅持開展革命斗爭，這一歷史背景為潮州紅色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實踐基礎。1925年廣東革命政府兩次東征進駐潮州，周恩來同志多次在此開展工作；1927年南昌起義軍進駐潮州并建立紅色政權，史稱“潮州七日紅”；1930年至1934年間，潮安成為連接上海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瑞金的重要秘密交通線節點，成功護送了200多位中共領導干部，是唯一未遭破壞的中央秘密交通線。
這些革命實踐讓潮州人民直接接觸、參與革命，加速了思想的進步，堅定革命決心。洪靈菲在上海白色恐怖下堅持斗爭，被捕后始終不泄露黨的秘密，被殺害于南京雨花臺。馮鏗在白色恐怖下堅持創作，1931年被捕后英勇就義，成為“左聯五烈士”之一，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悲憤地寫道：“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备锩赣H李梨英在三子一婿相繼為革命犧牲后，仍堅持走革命道路，在烏山傷兵站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建設醫療點，救治傷員；“南委事件”后，近60歲高齡的她穿梭于敵占區傳遞情報，屢次冒險從不退縮。黃秋富被捕后面對酷刑利誘堅貞不屈，在獄中高唱革命歌曲鼓舞戰友，就義前從容自若，盡顯視死如歸的革命氣概。無論是普通革命群眾還是“左翼文化運動潮州六杰”這樣的文化精英，都在實踐中鑄就了追求真理、勇于斗爭、無私奉獻的精神特質。
潮州紅色文化的形成，是潮州文化傳統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深厚的家國情懷為革命提供了精神動力，開放的文化特質拓寬了革命活動的空間，豐富的革命實踐則錘煉了堅定的革命意志。這三個方面的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潮州獨特的紅色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在過去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傳承價值。
（作者系中共潮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文字｜沈翹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